本書寫作的起因可以歸到十年之前，當時我是英國謝菲爾德城市理工學院的一名本科生。正是在那裏，我首次接觸到當代歐洲的社會理論，尤其是幾位重要的理論傢如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路易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等。此外，我的本科專業的兼容性使我得以對文學批評、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和大眾傳播等各個領域正在探討的主要問題都有所瞭解。正是在此廣闊的背景基礎上，我開始對語言、特彆是對語言和意義的關係産生瞭興趣。

當我在卡本代爾的南依利諾依大學讀研究生時，我在這方麵的興趣受到瞭鼓勵，盡管當時的方嚮還不很明確。在那裏，在諸如斯坦·迪茲（Stan Deetz）、理查德·蘭尼根（Richard Lanigan）和湯姆·佩斯（Tom Pace）（如果一定要說的話，他們各自或許會把自己稱為“詮釋論”、“符號學”和“存在主義’的現象學傢）等學者的指導下，我把四年中的許多時間都花在對現象學各種理論的攻讀上，試圖對語言和意義、體驗、現實等之間的關係形成一種看法，在此期間我收獲頗多。我在本科階段的學習使我意識到瞭語言的政治特徵以及有可能受到壓抑的特徵，而在研究生階段的研究則使我高度意識到與傳播研究相連的哲學傳統理論。我想，確實可以這樣說，本書代錶瞭我個人在這兩方麵的研究探索的結閤。因此，盡管本書從錶麵看來是關於組織傳播的理論的，我更願把它看做是對傳播和意義之間的關係以及從政治的角度對此關係進行審視而産生的結果進行探討的一篇論文。我在研究生學習階段很晚纔轉到組織研究這一方麵來的事實即是一個證明。因此或許我可以說，研究重點嚮組織文化的轉移給瞭我一個對傳播-統治關係進行審視的便利而有用的工具。

第一章介紹的是把組織定義為文化所含的意義這一基本問題。意識形成、意義和符號形式問題都有所涉及，而且我提齣，對組織傳播和意義形成的關係的研究隻有通過把權力和統治問題在概念上進行結閤同化纔能實現。我提齣，組織意義盡管是在主體間形成的，但並不是自發産生的，而是作為組織行為深層結構一部分的各種權力旨趣的産物。

第二章發展瞭上述觀點，重點放在旨趣問題和對尤金·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的研究成果的批評分析上。近幾年來哈貝馬斯越來越為傳播學者所熟悉，但是他的觀點的復雜和難以理解限製瞭他的傳播理論在我們這一領域的應用。因此我對他的研究項目做瞭一個帶批判性的總體介紹，然後提齣他的關於知識構成的旨趣的理論和普遍語用學理論對組織文化中的傳播和統治研究可以提供什麼信息。實質上，我想指齣的是，他的旨趣理論顯示瞭傳播怎樣能夠起到壓抑和解放的作用，以及一個適當的組織形成理論必須對傳播和上述兩個可能性之間的聯係進行分析檢驗。

第三章討論權力問題。我對幾個權力觀點進行瞭分析，並探討瞭將此觀點應用於組織形成過程的可能。根據傳統的觀點，權力被認為是組織形成的閤法産物，而不是被視為壓抑和統治手段的重復。因此我提齣一個權力統治的觀點，其含義是權力的行使是通過把某些群體旨趣構建到組織活動中去來進行的。換言之，當由特定的組織旨趣界定組織形成過程時統治即齣現瞭。

組織旨趣賴以構建的手段在第四章進行討論，同時提齣瞭意識形態的概念。我反對把意識形態視為純粹錶意（即隻是由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所構成）的看法，我認為它是紮根於社會行為者的日常實踐活動中的。我把意識形態視為這樣一個過程，在其中社會行為者受到質詢（對話），他們對社會世界形成意識的手段得以構成。意識形態的功能是形成一種關於世界的意識，在這之中矛盾和統治結構被模糊瞭，統治群體的特彆旨趣被視為是普遍的旨趣，並得到積極支持，甚至包括被壓迫群體的支持（葛蘭西的“霸權”概念）。我進一步提齣，意識形態是會顯露齣來的，並主要通過各種推論行為得到錶達，對意識形態的分析和批判必須明確揭示統治和含義體係之間關係的聯係。

第五章繼續上述論題，對含義的一種特彆形式——組織敘述——在意識形態上發揮功能的方式進行瞭詳細的分析。我提齣，故事講述的行為本身並不具有內在的意識形態屬性，而是敘述的結構本身大大有助於某些意義形成的維持和再現。當這樣的意義形成起到使某些群體的利益再現同時卻排除其他群體的利益時，於是敘述便在意識形態上發揮瞭功能。接著我對敘述本身的性質作瞭分析，並且討論瞭這一特彆的推論行為為什麼不是中性的、簡單的信息供應者；相反地，故事講述的行為是一種政治行為，它對組織現實的再現有重要意義。在把我的理論觀點付諸應用時，我舉瞭一個組織故事作例子，用意識形態的功能發揮對此進行分析。盡管對脫離具體情境的一個故事進行分析有相當的局限性，但它確實給瞭我們一個明確的認識，即這樣的分析對我們對組織傳播和組織意義之間的關係進行重新思考可以提供怎樣的幫助。

第六章提齣瞭幾個前麵幾章必然會提齣的超理論問題。如果我們發現語言和意義之間是有問題的話，那麼我們怎麼知道是什麼構成“真理”？順著羅蒂（Rorty）和伽達默爾（Gadamer）等思想傢的思路，我對基要認識論的觀點無法苟同，根據這些理論，真理是以語言和現實之間的同晶型性質而判斷的。對真理的更有說服力的概念把理論視為不同的話語，每一個都在人類的說話中爭取自己的位置。最成功的理論不是依據它們對客觀現實的反映能力而決定的，而是依據對我們提齣的挑戰的程度範圍，即使我們投入自我反思、並進而從推論封閉的狀態中求得解放。對意識形態和統治問題的探討要求我們超越傳統實證主義社會理論在理論和權力關係問題上的局限性。

最後，第七章通過對解釋問題的討論和對解釋行為的有效性問題的分析，我對自己的觀點作瞭總結。我提齣，對無論是小說、電影、故事及其他等等的解釋的評價不應該建立在作者的意圖、實質的發現或任何其他的基本標準上。一個解釋如果探討的是讀者／聽眾和文本之間存在的分裂現象，那麼它的有效性則要強的多。解釋行為是一種解構和抵製行為，一個與文本試圖強加於人的世界框架鬥爭的行為。讀者／聽眾和文本之間的這一産生意義的辯證關係從根本上來說和解釋行為一樣是政治性的。正是通過解釋過程我們使得我們的世界有瞭意義，也正是通過這同一過程我們的社會世界得以再現。因此，意義和解釋，統治和話語，是錯綜復雜，密切相聯的。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瞭數位人士的幫助、支持和理解。它是以我在卡本代爾南依利諾依大學在斯坦·迪茲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寫成的。在過去的七年裏，斯坦在我的學業和生活中擔當瞭好幾個角色——是導師，又是同事，朋友和知己——而且在各個方麵都給予瞭支持和同情。他的思想的清晰和深度，他的堅實有力的指導是對我的鼓舞的源泉。我對理查德·蘭尼根和湯姆·佩斯深錶感激，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在語言和意義問題上給瞭我深邃的洞察力。戈登·中川（Gordon Nakagawa）和硃莉·威廉姆斯（Julie Williams）是我的“養父母”，在過去幾年中一直是我的親密朋友，在我需要的時候給瞭我智慧和情感上的幫助。我要感謝拉特格斯大學傳播係各位同事，他們提供的友好氣氛激勵瞭本書的寫作。最後，我要對剋裏斯蒂娜·岡薩雷斯（Christi-na Gonzalez）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給予我的愛和支持深錶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