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

“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写作者.

1999年9月，创建幸福大街乐队。

2003年1月出版小说集《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

2004年3月出版文集《失恋日记》。（现代出版社）

2005年5月，出版摇滚唱片《幸福大街》,乐评人李皖评论为"用祭礼般的仪式把自己升到了接近天空的那个高度。 ”

2005年11月出版文集《木头公仔》（作家出版社），李敬泽作序。

2005年11月出版文集《征婚启事》（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年10月起，任《新京报》文化记者，2004年4月起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2006年访谈录《这个世界好些了吗》，白岩松，马晓春作序。

本书收录了吴虹飞三年来名人访谈录的精华。32位活跃在各界的名人中，既有著名作家、学者、出版家，也有新锐派导演、音乐人、编剧，权威与独到并举，风格与时尚共进。吴虹飞的提问拒绝传统与平和，她坚持以单刀直入、独到另类的方式，叩问人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展露他们人性中的欢喜与悲伤、波澜与坦荡……

这个不务正业的“幸福大街”乐队的主唱吴虹飞，为了让自己得到更满意的对“幸福”的回答，一次次以记者的身份去出击那些“好玩” 的人物……吴虹飞自己也属于“好玩” 的人，于是“好玩”对“好玩”，文字便闪了光。

——主持人 白岩松

吴虹飞是一个很“笨”的记者。有些记者只要问几个问题，就能编出一篇长文章来。她不是这样的。也许正是因为“笨”，有些不容易采访到的人，却坐到了她面前。

——国家围棋队总教练 马晓春

我隐居十年，但从2004年底开始被媒体频频“骚扰”，而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吴虹飞的记者。当时她知道我不见记者，便给我写了一封信……原来这个在清华拿了好几个学位、出版过小说，还是摇滚歌星的“重量级人物”，小时候竟然是我的读者！这自然让我很受用、很麻醉。

—— 作家 郑渊洁

毕业前，阿飞很认真地对我说，她要唱歌，还要写小说，还要……然后就如愿出了专辑和小说集，以及这本访谈录。唉，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就想像一下她那种略带坏笑、又不失真诚的诡异神情吧。

——《武林外传》编剧 宁财神

另 类

郑渊洁：一个著作等身的文盲

我小时候胸无大志，最大的理想是当掏粪工。那时媒体宣传一个叫石传祥的劳动模范，他的职业是掏粪工。我当时是他的“粉丝”。小学二年级时，老师出命题作文《我长大了干什么》，我就写了我长大了当掏粪工人。班上的同学大都写长大了当科学家什么的。没想到老师把我这篇作文推荐到校刊上刊登。我估计可能是全市就我一个学生想长大了当掏粪工，老师是担心几年后北京没人掏粪，粪流遍野，赶紧用刊登作文立此存照的方式和我签约。

郭德纲：非著名相声演员

日子是稀里糊涂过下来的，老天爷的脸是变幻无常的，什么叫“绝处逢生”？他心有余悸。自己不过是想吃相声这碗饭而已。他已经有些波澜不惊的架势，铿锵说道： “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现在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马晓春：钢琴上的围棋九段

马小讲了个关于弹琴的故事：有一个朋友的朋友，要弹琴给我听。我于是礼节性地听了一曲。他弹完后，我礼节性地拍了一下手，结果那个人大受鼓舞，又接着弹了一曲，我只好又鼓掌。他于是又弹了一曲，我又鼓掌，于是他又弹了一曲，结果我们就这样一个鼓掌一个弹琴，浪费了很长时间……从此，他轻叹说，我就再也不去任何一个弹琴的聚会了。

宁财神：恶搞武林

作为一个朋友，宁财神是很可爱的，很负责的，作为一个谈恋爱的人，宁财神是很浪漫，甚至很纯情的，而作为一个编剧，宁财神是很敬业的。作为一个丈夫，宁财神会尽量避免单独和姑娘相处的时候，他，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高敏：这样的梦太美好

当运动员的时候目标就是得冠军。现在，就是一天三顿吃饱了，不要有事烦我，这比什么都好。我拿奥运冠军和我现在的快乐是一样的。小时候你买了一根冰棍和你长大了买一个电视，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快乐。这样的梦太好，真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潘石屹: 我是相信命运的

我非常喜欢《英雄》里的那种浪漫，为了杀另一个人的头，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世 纪

吴清源：大师的简单

家道中落，14岁漂渡东瀛。彼时日军横扫中国和东亚大陆。乱世浮云，他孤身在日本，以匹夫之力，顶八方责难，在十次十番棋中，迎战全日本最顶尖棋士。1939年到1956年十几年间，他凭擂手君临天下，无人与之比肩——那是空前绝后的“吴清源时代”。

沈昌文：我忏悔我的不美

可能因为有这类不堪的阅历，我现在年过七十，依然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MP3， 骑一破旧“永久”，出入酒吧，口说broken English， 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以为耻。人谓“不良老年”，不亦乐乎！

周传基：不要做好莱坞的干儿子

我活到这把年纪了，没有任何负担，也不用养家，只要饿不死就行。我的愿望就一点，中国能真正的拥有一个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国民族电影风格。

单田方：不爱说书反说书

话说我们那一家子呀，一个有出息的也没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叔叔、舅舅、大爷，三亲六故没一个当官的，也没那本事，都说书。

别看我生长在那个家庭，耳濡目染，受环境的熏陶，我对说书厌烦，不喜欢，讨厌。

黄永玉：好玩的老头儿

不管作品好坏，我能够告慰自己的，就是没有浪费时间。我朋友问我，你死了在墓碑上刻什么字，我就开玩笑说，我死了，你就帮我刻上：“真累哟！”

何兆武：自由散漫的欣赏家

幸福的理由，总是要对前途怀着美好的希望。那个时候生活虽然困苦，可是回想起来，只觉得精神生活上是很愉快的。二十来岁的时候，很年轻，没有来由的，对于前途总有一种很朦胧的憧憬，觉得将来战后的世界是幸福美好的，所以生活的基调是美好的，虽然日本飞机每天来轰炸，却从来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

郑敏：战争中的诗与思

做中国的诗人很痛苦，在自己的诗里我写道，“我有一双空中的眼睛”，无论是战争，还是文革，无论是被抄家，还是陪斗，无论如何的动荡，总是有另外的我，理智地看着这个世界。我想这是哲学赋予我的。

赵宝煦：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五十年来，我忝为师表，一直不能忘记两句古语：“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不能满足于做“经师”，而是努力做“人师”。当时联大是以“民主堡垒”而著称。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西南联大出来的学生，对民主的诉求，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无法磨灭的印记。

书 写

余华：写作的自信与难题

这个当年试图通过写作来“自救”的“愤青”余华，如何在20多年的写作中，回归了传统并且达到与现实的和解？他是否有过困惑、感伤、压抑、犬儒，甚至言不由衷？我们试图以最大的诚意，探讨《兄弟》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影响和牵扯，我们试图通过对一个当代知名作家的访问，穷究来自历史和心灵的反省，以及疼痛。

贾平凹：守住灵魂的侯

棣花村文墨颇深，到了那千万不敢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朱文：什么是爱，什么是垃圾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朱文展示了他的机智，敏锐和配合的笑容，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后他就消失了。我忽然有些狐疑，是不是所有的，1960-1970年代生人的导演，都要给人留下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无限理解，对经验的剖析，都带着一种有着适度骄傲，有着尊严的个人痕迹。他们这样无声感动着某一代人，或者少数人，以及未来可能的大多数人。

格非：平人的潇湘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音容举止，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个，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合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

万方: 父亲曹禺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说过，我的这些女儿里面，你最象我。大概我是家里唯一写作的人。我的长相很象父亲。现在年龄越来越大，就发现自己有些地方和父亲越来越像，但我知道我和他是永远都不能比的，因为他23岁就写出了《雷雨》来。

学 识

李银河：我一直渴望爱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性这方面的观点算是比较激进、前卫。我愿这些研究能够为自己带来快乐，同时能够对陷于不幸的人们有所帮助，帮助他们去挑战陈旧、迂腐的性观念。

邹承鲁：牛胰岛素缔造者

虽然胰岛素的全合成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集中那么大的力量，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究竟是否值得？如果把这样大的力量用在其他方面，对我国生物化学的全面发展是否更加有益？对此我始终怀疑。但无论如何，我自己始终保持了对这个也许是最小的蛋白质的兴趣。

张维迎：改革是一种“气”

改革是一种“气”，一种气势、精神，或者理念，而非仅仅是一种方案。如果没有这样的气势和理念的话，改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我从来不害怕跟人争论，1000个人有1000个声音。我们求同存异。但我感到很悲哀，这种悲哀在于：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缺乏共识，甚至是缺乏共同的语言。

朱大可：我最关心人的自由

陈平原：惟愿一辈子读书

李陀：读书使我误入歧途

钟鸣：诗人和他的博物馆帝国

博物馆是他写作时间最长的诗，耗费5年时间。

站在博物馆前，诗人钟鸣豪迈地说，“这是我的博物馆帝国”。他旨在以中国“南丝绸之路”为依托，收集汉代到唐宋的佛像雕刻。

赵汀阳：我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最想做而不会做的事情是：造原子弹，当将军，或者当数学家、科学家、刺客、特务。还有，我羡慕有功夫的人。

风 格

张 楚：也许音乐不该有那么多意义

我希望来听音乐的人是懂得享受音乐的。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表达当作一种信仰。甚至有时候与事实不符，也会拿它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保障。可是事物发展得太快了，在这过程中，其实生活已经多出来特别多的空间，让自己考虑在人生中应该做些什么。

贾樟柯：“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

“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超人，可以超出时代的束缚。事实上我们无法摆脱中国的文化宿命。我们总是在时代的阴影里生长。我们的作品里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

田壮壮：神话、信仰和敬畏

我已经年过半百，很难改变我所喜欢的事情。我只是心一条：我要拍能够打动你的东西。

最快乐的是保持心里的安静。我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求的。

宁浩：只想拍好看的电影

《疯狂的石头》是一部具有浓重黑色幽默气质的现代喜剧，在荒诞的情节中营造合理的生活逻辑，充满内地电影罕见的勇气和乐观精神。它的特质和导演宁浩是一致的：年轻，无负担，轻装上阵。

何勇：不想再依靠音乐活下去

依然有着青春期的孩子，在长高，荷尔蒙有时太多了，就拿起电吉他，前仆后继。那是青春的热病，象天花，总是要这样挥霍过的，后悔的，放弃的，然后就好了，回到办公室里。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微笑着说，我当年也是搞过乐队的。你会想，青春多么相似，可是他们都没有象他们三个人一样。他们没登上过辉煌舞台就被纳入西服里，笑容可掬。有些是摇滚明星，有些是普通人。命运是很平等的，没有谁比谁更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