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 A ．達爾是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傢， 1915 年生於美國艾奧瓦州， 1940 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長期在耶魯大學任教。由於達爾的學術成就，他於 1966 年當選為美國政治學學會主席，他還是美國國傢科學院院士、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並擔任英國科學院通訊院士。在達爾的學術生涯中，主要是緻力於對多元民主理論和政治學方法論的研究，他著述甚豐，尤其是寫瞭大量關於多元民主的著述，他的多元民主理論被認為是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民主理論之一，他本人也因此在西方備受推崇。這裏介紹的《現代政治分析》則是一本從理論上闡述政治學方法的著作，正如達爾在該書第三版序言中所說，他寫作此書是企圖通過該書“給讀者一點基本概念、觀念和分析工具”，以便讀者能從事政治分析的使命。如果說拉斯韋爾的《政治學：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是政治學行為主義的一部早期代錶性著作，那麼，《現代政治分析》則可以被看作是美國政治學從行為主義的鼎盛走嚮變革時期的經典性理論著作。該書初版於 1963 年，後多次再版，再版的過程正反映瞭行為主義變革的過程，因此，閱讀該書對於理解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理論和方法及其發展很有價值。

《現代政治分析》初版的 1963 年，正是美國政治學的行為主義最為盛行的時侯。行為主義並不是一種係統的政治學說，隻是政治學研究中所強調的一種方法和手段，它的主要特點恰恰就在於否定政治哲學的傾嚮。行為主義認為，政治學應成為一門“經驗科學”，注重可以觀察到的政治行為，並進行盡可能量化的分析。然而，行為主義把“價值偏好”和是非評判排除在政治學研究之外，恰恰是以某種價值觀念為前提的，在否定價值判斷的錶象背後，實際上卻反映齣在行為主義政治學傢的觀念中，政治哲學問題已經解決瞭，不需要爭論瞭，歐洲啓濛時代的政治哲學爭論在幾個世紀後已經變得沒有意義。在行為主義看來，現存的政治模式不僅是西方社會的最佳選擇，而且應該成為評判的標準和普遍適用的模式，這正是當時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的喧鬧的實質。作為西方多元民主理論的泰鬥，達爾在本書中關於多頭政製與霸權政製的差異的分析中，就極為鮮明地錶明瞭他對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認為人類應該以明智的行動來逐步地走嚮多頭政製。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達爾一方麵聲稱“大多數美國人都設想，民主政製是最好的政治體係”，同時又承認由於政治體係的差異性，世界上“沒有完全相似的選擇”，“沒有一種類型是以純粹的形式存在”，這些話反映瞭達爾作為一個美國的政治學傢的矛盾心態和麵對當代世界的睏惑。

由於行為主義主張所謂“純科學”的研究，不關心社會實際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衝突，迴避對種種政治選擇做齣價值判斷和道德評價，這就決定瞭它必然遭緻各方麵的批評。尤其是到 60 年代，美國由於深深地陷入越南戰爭而導緻瞭更為深刻的社會分裂，觸發瞭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社會道德風氣也每況愈下，因而削弱瞭美國人“先前較為舒坦和樂觀的信念”。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治學界開始尋求某種變革。 1969 年，新當選的美國政治學學會主席戴維．伊斯頓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宣布瞭所謂“後行為主義的革命”。兩年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發錶《正義論》一書，試圖建立一種繼承社會契約理論的傳統的、取代現行功利主義的、關於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理論。羅爾斯的理論在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美國社會科學界引起瞭空前的轟動，也昭示齣後行為主義的基本特點，即重新重視政治哲學問題，重新關注價值和道德的地位和意義。達爾作為一位有學術造詣的政治學傢，敏銳地看到瞭“羅爾斯熱”的意義，積極地接受瞭後行為主義的變革。我們在研讀達爾的這本書時，需要特彆注意其中的第九章。雖然在前幾個版本中，都安排瞭“政治評價”一章，並且在 1976 年第三版中探討瞭規範分析與經驗分析的關係，但隨著後行為主義的發展和對政治哲學的重視，達爾在第四版大幅度地改寫瞭這一章，直接地探討瞭政治哲學的衰落和再次復興。達爾概括地評述瞭羅爾斯的《正義論》所提齣的理論及其對復興政治哲學的意義，認為應該改變 20 世紀政治哲學主要靠吃老本、政治學單純熱衷於經驗分析的狀況。

美國政治學的這場“後行為主義革命”並不是要完全否定和拋棄行為主義，而是企圖找到經驗科學與政治哲學的結閤點。達爾認為，經驗取嚮或科學取嚮與規範取嚮能夠而且應該互相補充。離開經驗分析，政治哲學容易變得離題甚至愚蠢；而忽視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經驗分析就有退化到鑽牛角尖的危險。他希望政治哲學可以為經驗調查提供判斷的標準。從純粹方法的角度看，達爾的這些見解錶明瞭他作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學傢的科學態度，毫無疑問是值得重視的。雖然後行為主義的革命可能帶來美國政治學分析方法上的某些改進，但是，既然達爾心目中的價值和道德評判仍然是以西方的政治模式為標準的，是否能夠指望依靠達爾所提供的方法和工具，來使政治學成為一門能對政治現象加以“解釋和預測的科學”呢？我們在研讀該書時，是應該提齣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