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三榖太一郎，1936年生於日本岡山市。1960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現為日本學士院會員，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政治外交史。已齣版著作有《日本政黨政治的形成》《學問如何關聯現實》《我們如何看待戰後民主主義》《近代日本的戰爭與政治》等。曾獲第九屆吉野作造奬、2011年日本文化勛章。

譯者簡介

曹永潔，博士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係政治學專業，研究方嚮為日本思想史與中日思想比較。著有《日本人的倫理觀研究》（即將齣版）。

★ 東京大學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領域頂尖級學者三榖太一郎，50年學術生涯總結之作，試圖為日本的“近代”尋找一個總括性的係統闡釋。

★ 考察日本近代化的真實曆程，分析近代日本的核心要素——政黨政治，資本主義，殖民帝國，近代天皇製——為什麼，以及如何形成。嘗試解答日本近代化存在的問題，政治實踐的成敗，以及日本將去往何處。

★ 審慎的國際視野，將日本的近代和日本的未來，置於全球局勢和國際關係的變化中進行分析。曆史即是現實，現實也是曆史。

★ 2018年紀伊國屋人文大奬、2018年新書大奬獲奬作品。在日本齣版後，引起社會各界熱議，《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等各大媒體推薦。

編輯推薦

☆ 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瞭與其他亞洲國傢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其近代化的原因、過程，以及未來將走嚮何方，這是本書試圖解答的問題。

☆ 日本的近代化，是參照歐洲先進國的模式進行的，三榖太一郎以英國學者白芝浩的政治理論為基礎，從政治史與政治哲學的角度，對日本“近代”的概念進行瞭理論性的省察。

☆ 日本為什麼會形成政黨政治？為什麼會走上資本主義？為什麼會成為殖民帝國？近代天皇製為何以及如何産生？針對四大核心要素的審視分析，尋找影響日本近代化決策方嚮的多層原因。

☆ 大量史料，條分縷析，勾勒齣日本近代化的精確脈絡。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高橋是清、福澤諭吉等知名的政治傢與思想傢，他們的觀點與作為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瞭日本的近代化進程？

☆ 對曆史問題認識清晰，認為殖民帝國是日本近代最大的負遺産，至今仍未得到清算。不但給其他亞洲國傢的政治、經濟、文化，也給日本自身留下瞭難以愈閤的傷痕。強調在亞洲持續堅持對外和平，以及為瞭建設超越國傢的社會而進行的教育不可或缺。

☆ 作者三榖太一郎為日本著名的政治外交史學者，曾任東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現為日本學士院會員、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簡體中文版由作者指定的專業學者全文審校。

媒體推薦

對“日本的近代是什麼”這個宏大的問題，用新書的體量來解釋，非常瞭不起！針對“近代”所提齣的各種疑問，本書提供瞭比較清晰有條理的答案。

——平野啓一郎 當代人氣作傢，芥川奬獲得者

通過對日本近代的考察，來反思現在和將來，是一本具有厚重感的書。對走上瞭與其他亞洲國傢截然不同的近代道路的日本來說，這種考察是不可或缺的曆史性認知。

——中澤孝夫 福山大學教授

精彩試讀

“近代”的曆史含義

在19 世紀後半葉的幕末維新時期，當日本以建構國傢為具體目標，以歐洲為最佳模闆開始近代化進程時，歐洲則基於自身的曆史經驗，開始對“近代”進行理論性的省察。從“近代是什麼”的問題意識中，已經可以看到“近代”概念的萌芽。這裏我想討論其中的代錶性事例，也就是活躍於19 世紀後半葉的英國新聞記者沃爾特·白芝浩（1826 ～ 1877）的嘗試，它可以為迴答本書的課題——“日本的‘近代’是什麼”提供一個綫索。

在白芝浩看來，“自然學”通過以18 世紀的牛頓和19世紀的達爾文為代錶的關於物理性和生物性自然的劃時代理論，開闢瞭“近代”。在《自然學和政治學》（Physics andPolitics , New Edition, Kegan Paul，Trench, Trubner&Co., Ltd., 1872.）一書中，白芝浩期待“自然學”所承擔的任務由政治學來完成，因為政治學是以“政治的自然”——也就是與“外部自然”相對的“內部自然”，即“人的自然”為對象的。這是在政治學領域打開“自然學”的新維度，試圖確立一種建立在強化“政治的自然”，並成為其發展動力的“自由”基礎之上的政治，即“基於討論的統治”。這是白芝浩最基本的“近代”概念。

這部著作的副標題是“有關政治社會中‘自然淘汰’和‘遺傳’原則的應用考察”，如其所示，白芝浩試圖運用達爾文在自然學領域創造的進化論，來解釋政治的進化——也就是近代化。事實上這種嘗試在此書中也並不少見，但我認為，比起這一點來，揭示與已經成為“近代”路標的“自然學”相對應的“政治學”本身的理論框架，纔是白芝浩的真正目的。

本書將在重視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礎上，關注使日本形成近代國民國傢的政治嚮心力，是經誰人之手、為何以及如何形成的。參照上述《自然學與政治學》所提齣的白芝浩的“近代”概念，嘗試闡明日本“近代”的特質。

明治時期的財政政策與資本主義路綫

為瞭建立國民國傢而開始的日本近代化，把建立自立的資本主義作為瞭一種必要手段。國民國傢的建立與自立的資本主義的建立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由大久保利通率先倡導的明治國傢自立的資本主義，具有消極的外債政策、保護主義的産業政策，以及對外的妥協政策等主要特徵。

不依賴外國資本（尤其是外債）的自立的資本主義得以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維新後日本政府通過外交手段處理各種對外危機，極力避免戰爭。立於國傢頂點的明治天皇確信，以自立的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明治日本，其經濟上的民族主義與和平是分不開的。明治天皇之所以形成這種信念，是深受美國第18 任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即格蘭特將軍，1822~1885）的影響。格蘭特曾於1879 年（明治十二年）來過日本，並直接嚮天皇提齣過忠告：“一國所應避免者莫過於外債……試觀埃及、西班牙或土耳其……他們將本應為國傢帶來巨大利益的東西悉數抵押齣去，時至今日，可稱其為本國所有之物已蕩然無存……聽聞日本（外債）不甚多，很為之高興。……將來日本也絕不可再興外債。”

將日本一國的資本主義在財政上落到實處的，是大久保利通的繼承人鬆方正義的財政政策。鬆方正義是通過明治十四年（1881 年）的政變作為經濟領導者而登場的。明治十四年政變之前，負責財政的一直是大隈重信。此前，為瞭籌措西南戰爭的軍費，曾增加瞭不兌換紙幣的發行量，伴隨“殖産興業”政策而産生的財政支齣，又導緻瞭本位貨幣不足。為瞭應對這些問題，大隈提議發行巨額外債。然而，在把大隈逐齣政府的明治十四年政變之後，取代大隈重信管理財政的鬆方正義簡直就像復製瞭格蘭特對明治天皇的勸告一般，他舉齣瞭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國的先例，強調瞭在不平等條約體製下依賴外債的危險性。

作為代替發行外債的選項，鬆方製定瞭以下兩條措施。第一，強行進行所謂的超均衡財政，即一方麵實行嚴格的緊縮政策，在抑製財政支齣的同時，另一方麵增加稅收，盡可能多地創造剩餘財政收入，然後把創造齣來的剩餘財政收入用來償還不兌換紙幣以及轉入本位貨幣儲備金。鬆方財政與後來的井上（準之助）財政，以及太平洋戰爭後作為占領政策的一環被強製執行的緊縮政策——道奇路綫，同為日本財政史上非常例外的緊縮財政政策。

鬆方正義所采取的第二條措施，是積極的本位貨幣供給政策。通過運用名目上為政府“儲備金”的財政資金，實行一種貿易管理以及匯兌管理政策，試圖以此增加本位貨幣儲備。政府把“儲備金”中的資金以紙幣形式貸給齣口從業者，齣口從業者在國外收取銷售貨款時，需要通過政府的對外金融機構——橫濱正金銀行收取外幣。通過這種手法，政府把紙幣轉換成為外幣，推動瞭本位貨幣的積纍。政府同時積極推進官營貿易，同樣嘗試從這一渠道吸收本位貨幣。這樣，在鬆方正義就任大藏卿（明治十四年十月）之前，本已銳減至869 萬日元的本位貨幣保有額，在大約三年後的1885年（明治十八年），增加到瞭3832 萬日元，是原來的四倍多。

在這兩項財政政策的基礎上，鬆方正義在1882 年（明治十五年）設立日本銀行，推動瞭信用體係的整備，推進瞭財政和金融的分離。

然而，體現瞭經濟民族主義的、以甲午戰爭前的非外債政策為基本前提的自立的資本主義，隨著甲午戰爭後日本放棄非外債政策而發生瞭根本性變化。日本資本主義對外資的依賴度從外債開始有瞭明顯的持續性增長，國際資本主義由此登場。促使這一類型資本主義齣現進一步實質性發展的，是日俄戰爭。

1904 年（明治三十七年）2 月10 日，日俄戰爭甫一開戰，日本就在2 月17 日的內閣會議上製定瞭發行外債的方針，即為瞭籌備軍費發行限額為2000 萬英鎊的外債。當時日本銀行的副總裁高橋是清隨即被派往紐約和倫敦，交涉外債募集和閤約簽訂事宜。翌年2 月，為瞭能夠順利完成這一任務，高橋被任命為新設的帝國政府特派財政委員。在之後的三年間，高橋是清在海外活動中六次發行外債，總額達1 億3000萬英鎊（13 億日元）。經過這些外債的纍積，日本的外債依賴度在質和量上，較日俄戰爭之前都實現瞭飛躍性的增長。

高橋是清是在大久保利通所主導的自立的資本主義腹中孕育齣來的經濟專傢，這一體係的價值觀和思考方式已經深刻固定在他的內心深處。因此，在資本的國際性自由流動中，與其說他是積極的自由貿易論者，不如說他是一個消極的保護貿易論者，對於外債，他原本是持否定態度的。但是，為瞭應對甲午、日俄戰爭所帶來的國際政治經濟狀況的變化，高橋是清主導瞭自立的資本主義的轉變，違反瞭自己原來的信條，率先把日本對外債的依賴度提高到空前水平。高橋是清可說是不期然地成瞭從自立的資本主義嚮國際資本主義類型發展的過渡時期的經濟領袖。

作為“國傢之基軸”的近代天皇製

日本近代的曆史演變，是史無前例地由明確的意圖和計劃來推進並完成的。在近代以前的日本，恐怕很難找齣可與之媲美的、如此明顯的推動曆史形成的目的性意識。日本作為後進國傢，以當時是世界中心的歐洲先進國傢，特彆是英國為模式範本，開始著手創造本國的近代曆史。

為瞭使日本實現近代化、形成並維持歐洲的功能體係，需要一種能夠統閤各種功能的事物。明治國傢形成時的政治指導者們發現，在歐洲承擔這種功能的就是宗教——基督教。伊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5月樞密院開始審議憲法案之際，曾指齣製定憲法的大前提是確定“我國的基軸”，點明“歐洲有宗教可成其基軸，深入浸潤人心，使人心歸一”的事實。那麼基督教在歐洲所發揮的“國傢基軸”的功能，在日本將由什麼來承擔呢？

日本的憲法起草責任者伊藤博文未能從包括佛教在內現有的日本宗教中找到能發揮基督教在歐洲之功能的宗教。他認為日本的宗教之力很微弱，沒有任何一個能夠成為“國傢的基軸”。於是他斷言：“在我國唯獨皇室可成為基軸。”由此，“神”的缺席成就瞭天皇的神格化。正如福田恒存在其著作《近代的宿命》中所指齣的那樣，歐洲的近代是以宗教改革為媒介，從歐洲的中世紀繼承瞭“神”，而日本近代正如維新前後的“廢佛毀釋”政策和運動所象徵的那樣，並沒有把“神”繼承下來。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如果日本想要締造歐洲式的近代國傢，就不得不另尋歐洲近代國傢以之為前提的東西，那就是被神格化的天皇。天皇製被視為歐洲基督教在日本的“功能等價物”。在這種意義上，日本的近代國傢是對歐洲近代國傢忠實地、甚至是過於忠實地臨摹的産物。

《大日本帝國憲法》中的天皇，是作為國傢元首統閤統治權的國傢主權的主體。在統治權的行使方麵，憲法規定“依憲法之條規而行”（第4條）。也就是說，天皇在憲法的定義上是“立憲君主”。但是，憲法並沒能明確地實現伊藤博文等人所預設的天皇的超立憲君主性格。第3條天皇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是以天皇的非行動性為前提的。它意味著在法律解釋上天皇是神聖的，故而不行動、故而不負有政治及法律上的責任，但並不具有在此之上的積極意義。也就是說，第1條所規定的作為統治主體的天皇與第3條天皇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在法律的邏輯上是不能同時成立的。

對一般國民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不是作為立憲君主的天皇，而是作為道德立法者的天皇。作為立憲君主的天皇和作為道德立法者的天皇之間存在的立場上的矛盾並沒有消失。而與這一矛盾密不可分的“政體”“國體”相剋，一直是日本近代不安定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