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1961年生，北京人。1979—198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获学士学位。1983—1986年供职于《北京晚报》。1986—1993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1995—1997年就读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课程。1997—2004年在耶鲁攻读博士课程，2006年获博士学位。　　2004年起在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任助理教授。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右翼帝国的生成》、《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精英的阶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中国文化的边界》、《谁的大学》、《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等书。

2009年一开始，我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一岁就上常青藤》，相信春节一过就能和读者见面。此书大概也界定了我这一年的个人生活。

此书的目的，并不是真要把还没有学会说话的一岁孩子赶到常青藤去读大学。常青藤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精英的教育，也象征着某种教育理想。 “一岁就上常青藤”的意思，是从小在孩子的教育中追求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即塑造一个全面的人(well-rounded person)。在这一理想下，教育的使命是唤醒孩子内心的自觉，让他们产生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形成自我、确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孩子不是在权威的喝令中发育，而是为自己的内心冲动所驱使。这和我们从小让孩子似懂非懂地背古诗、甚至读经、在大人筑造好的模子中生长的盆景式教育，实在有天壤之别。

我的小女在美国土生土长，如今已经九岁。我们对她的教育方法，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根据我个人观察，会培养孩子的美国家长，从小的教育方式也和我们小时候所领教的那一套不一样。当然，我也经常翻阅一些教育方面的研究、报道，最后把自己养孩子的亲身经验、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乃至初步的教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了这本小书。

在美国，越是有教养的家长，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淡化自己的权威性，增强和孩子的对话性。有位中国人曾观察到：这些美国家长和自己的孩子说话时，经常蹲下来，把自己的脸降到和孩子的脸同一个高度。这种物理上的平等，导致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几年前，美国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经过大量观察研究后出版了一本书，叫《不平等的童年》。她发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有事总和孩子商量，大家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孩子也习惯于提问，争论。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和孩子讲话的语言则非常武断权威，常用的词汇是“去干这个”、“别干这个”、“不行”，“闭嘴”等等。这两种家庭的孩子，前者从小习惯了讨论问题，长大后遇到事情善于协商、谈判、说理、争论、甚至讨价还价。后者从小在和家长的关系中就没有回过嘴，长大后常常沉默寡言，万事等人家吩咐，没有自己的主意，甚至连提问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人，不适合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打交道。这成为他们在教育和事业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这一研究，对中国家庭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你不能说：孩子不到懂事的时候，有些道理先让他记住，以后自然就懂了。要知道，强迫记住的道理仅仅是训戒，而不是道理。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成为道理。孩子如果从小习惯于遵循自己并不懂的训戒，对大人的观点不质疑、不讨论，那么长大以后就不知道根据道理还组织自己的生活、贡献于社会。

我在讨论中国大学的改革时曾经指出，常青藤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是讨论班(seminar)：师生围坐在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而不是教授讲、学生听。中国的大学应该学习这种讨论班。后来几位国内的研究生给我写信说：“现在讨论班也有。但是效果还不如大课。主要是教授习惯了满堂灌，不知道怎么激发学生讨论，学生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白白浪费时间。”这其实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常青藤教育，不能等上大学才开始，而要从小开始，否则到了大学，有讨论班也手足无措。九年来，我一直坚持以讨论的形式教育女儿。还记得她八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边给她摸背边哄她睡觉时，两人还讨论了一通柏拉图的“理念型”的概念，虽然她并不知道柏拉图是谁。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最著名的电视政治节目主持人Tim Russert突然去世。我正对着电视看悼念新闻，女儿跑过来问：“他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谈论他？”我对女儿说：“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问问题。他比任何人都会问问题。所以，每次总统大选，人们都要听他问问题、让他代表大家问问题。现在总统还没有选出来，他却去世了。世界在最需要问问题的时候，最会问问题的人没有了。这就是人们谈论他的原因。看看，问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呀。你用一辈子的时间能学会象他那样问问题，你就很了不起了？”女儿恍然有悟。父女之间又开始了一个关于为什么要问问题、如何问问题的“讨论班”。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常青藤教育。你不用送孩子去哈佛耶鲁，每个家长都可以从自己家里开始。我把自己的经验老实地展示给大家，期待着读者的提问、质疑、争辩、和批判。或者说，我希望随着我的书的出版，今年能和读者就这些问题开始一个跨越太平洋的“讨论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