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
刘子健(James T.C.Liu)生于1919年。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哈佛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研究范围遍及宋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著述有《两宋诗研究汇编》、《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宋代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传统中国》等。其中,《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在美国汉学界影响甚巨。
美籍宋史学者刘子健(James T. C. Liu)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书于2012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距离这部论著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已经过去十年,距离其在美国的出版时间1988年更是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几年中,史学界的理论、方法和观...
评分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作者写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决定一切”。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从来都是皇权政治。赵宋官家无论是赞同文彦博的“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神宗,还是玩弄权术至登峰造极之化境的高宗,他们维护皇权政治的初衷与本质是相同的...
评分谈到这本书,就必须要先知道著名的“唐宋之变”的理论。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最早在从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出发,将宋代比作中国的“近代”,提出唐宋在文化出现的巨大差异。后来他从学生宫崎市定又通过经济史研究,完成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在50年代介绍到欧美,逐渐形成今天公认...
评分這是一部在學術史中有開創意義的著作。 其提出的南北宋之差異,即使在現在也是研究宋史的學者值得關注也需要探討的問題。可惜依舊有太多人囿於“唐宋變革”或朝代劃分而將之忽略。其史識的流露則是此書最大的成果。 另一個被較少關注的貢獻,則是其對“士大夫”群體的重視(...
论述不够全面,虽然作者在余论中说明了关注重点在学术的政治背景,但仍旧缺乏深入。某些地方跳跃性稍大而显得逻辑性不足,而对“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的讨论同样不能说服我。关注两宋分野、对转向“内在”的叙述等则颇具启发性。
评分文化的转向都是有其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契机所引发的,此书可以做一家言看,角度新,很有启发。另,很多引文直译,而不用文献的原文,不知译者是出于何种考虑。
评分译者根本就没上心。作者抛出了一个立场鲜明地观点,但并未系统全面的加以论述。说南宋相对于北宋是内敛的,但北宋在哪些方面表现出外向呢?如果南宋相对于北宋内敛,那么北宋相对于唐朝否也内敛呢?作者并未申论。第一部分从北宋到南宋,作者更多的是在写“两宋”而未凸显出“到”。第二部分重点写高宗朝君相决策集团权力的扩张,相对于北宋,高宗朝确实有加强集权的特点,但这一特点如何被后世继承,明清集权专制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高宗朝呢?作者并未给出解释。而剑桥宋史倒是用大篇幅讲了孝宗朝的集权,并认为明清专制集权可以追溯到孝宗朝。而本书作者丝毫未论及孝宗朝。第三部分写程朱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对过程的描述似乎过于简略,只是断言内敛的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因而此后的中国更加内化。
评分劉子健把史料譯成英文,翻譯又把英文譯成大白話中文(然後把文言原文括號附在後頭),這意思是覺得他老人家理解有誤所以特地對照?好像第一次看到這種增量式譯法……(一般有所懷疑不是會放在註或譯者按裡嗎?)
评分“中国转向内在”至少包含两层意思:1.出于政治与学术斗争,内省的程朱理学由边缘、异端变为帝国中心、正统;2.在程朱学政教意识主导下,士大夫倾向道德保守主义,不敢轻言改革。刘教授大笔一挥,拈出两宋间思想文化的转向脉络。但若要论证这么宏大的主题,还是要做更多的实证。近来的研究也显示,士大夫除了关心形上的思辨、内省的修身,也积极参与到乡治,推动地方事务改革。如果刘教授的“转向”说成立,如何解释在理学影响下的中晚明王朝,出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此书出版于1988年,1989年朱鸿林教授发表论文“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十五世纪的思想趋势),论证思路相似(土木堡之变动摇程朱理学信仰),均具卓识,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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