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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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中西书局
作者:高明士
出品人:
页数:298
译者:
出版时间:2019-2
价格:68.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547515532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海外中国研究
  • 日本汉学
  •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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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对战后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进行介绍。内容分为三篇,首先讲述日本东洋史即中国史学界的成立与发展历程,重点介绍了当时学界主要争论的问题——时代区分问题。对诸位学者所持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第二篇则介绍了新旧中国史料的研究成果。包括云梦秦简、敦煌文书以及日本近出有关中国史的资料。第三篇为参考文献,收集了日本研究中国史的相关论文以及著作。

1945年后日本对华历史研究:流派、转向与本土语境 本书旨在勾勒并深入剖析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演变轨迹、核心议题的转向,以及其与日本国内政治、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我们聚焦于战后七十余年来,日本汉学界如何在全球史视野、本土意识形态重塑以及史料挖掘等多重压力下,逐步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史研究体系。 第一章:战后重建与早期格局(1945-1960年代初) 日本战败初期,其对华历史研究面临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冲击和研究资源的匮乏。在此阶段,研究的重心并非完全聚焦于“中国”本身,而是如何在一个被盟军占领、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背景下,重新确立历史学科的地位与方法论。 1. 战前传统的延续与批判: 战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深受欧洲大陆学派(特别是德国历史学)和日本本土“国体论”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秦汉帝国构建的研究具有相当深度,但往往带有强烈的优越感或将中国视为日本“化育”的对象。战后,早期的学者们一方面需要继承战前积累的扎实考据基础,另一方面则必须批判性地清除“东洋史学”中潜藏的帝国主义叙事。 2.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与争论: 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内部形成了以“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会”为代表的强大力量。他们借鉴苏联和中国(建国初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框架,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宫崎市定、内藤湖南的弟子们虽然在方法论上有所保留,但其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赋税结构以及社会阶层流动的分析,形成了与西方(如费正南的早期研究)不同的体系。研究重点集中在“封建社会”的定义、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以及农民战争的性质分析。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波动和日本国内左翼运动的退潮,这种一元化的解释模式在1960年代开始受到挑战。 3. 史料的整理与初步国际化: 在盟军要求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背景下,许多原属于军队或官僚机构控制的东亚史料得以解禁和整理。一批学者开始着手系统编纂中国地方志、清代档案的索引和选译本,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初期受限于语言和政治环境,国际学术交流仍然较为封闭。 第二章:经济史的深化与社会史的兴起(196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 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多元化的阶段。研究不再单纯依附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转向更细致的社会结构、人口变动和区域差异的考察。 1. “内藤学说”的再审视与宋代研究的高峰: 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即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从古代向近世(或称“中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日本学界引发了持续且深入的辩论。以石井正巳为代表的研究者,通过对宋代赋役制度、商业组织和城市生活(如行会、坊市制瓦解)的细致考察,试图以更扎实的实证材料来确认或修正这一“历史转向”的论断。宋代研究因其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与日本本土中世的潜在可比性,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2. 村落共同体与地方社会研究: 受全球微观史学的影响,日本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以往被宏大叙事忽略的基层社会。他们利用地方志、族谱和个案研究,重构明清时期乡村的权力结构、宗族组织、土地兼并过程以及社会冲突的模式。这批研究强调地方精英(士绅)在中央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作用,其成果在后来的全球“小冰期”和环境史研究中也找到了交叉点。 3. 政治史的“非中心化”探索: 传统上,日本的中国政治史研究偏重于中央集权和皇帝制度的探讨。在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政治权力的多层次性。例如,对清代军机处运作的微观分析、对地方官员的选拔与考核(保甲制度的实际运作)、以及士大夫阶层对国家政策的反馈与抵制,都显示出从“自上而下”转向“权力互动”的趋势。 第三章: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转向与跨学科融合(1990年代至今) 冷战结束后,全球史、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方法论更加多元,同时也更注重日本自身经验与中国历史的参照性。 1. 身份、性别与文化史的介入: 受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关于中国历史中的“文化构建”与“身份政治”的研究开始兴起。这包括对中国文学、艺术、宗教仪式中反映的性别角色、族群认同(如满汉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心态的研究。例如,对魏晋玄学、明代文人集团的社交网络分析,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解释。 2. 战时记忆与历史认知(“认识论”转向): 随着日本国内对二战责任的反思加剧,关于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进入了敏感但重要的阶段。日本学者一方面尝试利用新开放的档案资料对战争进行更细致的军事和政治复盘,另一方面也开始探讨“历史认识”本身是如何被建构和利用的。这使得部分研究不再仅是关于“中国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关于“日本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的元研究。 3. 环境史、人口史与科学技术史的勃兴: 在环境变化成为全球性议题的背景下,日本学者,特别是与地理学、生态学交叉的团队,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波动、灾荒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他们利用树木年轮、冰芯数据等自然科学资料,结合中国方志中的旱涝记录,构建了长时段的社会-环境互动模型。此外,对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知识传播网络(如中西科技交流)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体现了学科边界的模糊化趋势。 结语: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独特价值 总而言之,战后日本对华历史研究,其特点在于深厚的考据学基础、对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持续关注,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复杂张力。它提供了一种既非完全西方中心,也非中国官方叙事所主导的、植根于东亚本土经验的观察视角。这种视角在对古代帝国制度的继承与演变、宋代社会复杂性以及明清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方面,贡献了国际汉学界不可替代的深度与广度。

作者简介

高明士,1940年生,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汉城大学(首尔大学)国史学科研究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法制史。著有《东亚传统教育与法文化》《中国中古政治的探索》《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等书。

目录信息

导言——日本东洋史学的成立与发展
第一篇 日本对中国史研究的新发展
一、战后日本对中国史研究的发展
二、时代区分问题
三、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兼为台湾地区的唐史研究会催生
第二篇 新旧中国史料的研究成果
一、云梦秦简与秦汉史研究
二、敦煌学与隋唐史研究——兼介绍日本新刊两种有关敦煌学的著作
三、译池田温、冈野诚著:敦煌、吐鲁番所发现有关唐代法制文献
四、评介日本最近出版的几本有关中国史的资料
第三篇 相关文献目录
一、有关战后日本对中国史研究之发展的参考文献
二、有关中国“古代”下限的时代区分论战、唐宋间历史变革之时代性质论战的参考文献
三、有关云梦秦简的参考文献
四、有关敦煌、吐鲁番所发现唐代法制文献的参考文献

后记——兼答藤井志津枝氏的评论
附录:时代区分论与隋唐史教学——秦汉至隋唐为“中古”的初步看法
简体版序
明治维新以来的中国学研究,是承续原来的汉学研究。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为中国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特色约有如下几点:1. 学术研究传承不断,所以就初学者而言,在整理研究史后,极易进入研究领域。2. 沿袭战前受到近代欧洲实证史学研究的影响,重视基本史料的掌握、解读,乃至典籍版本的研究,成果扎实、丰富。3. 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重视群众(庶民)在历史的角色,拓展宏观视野,将中国历史放入东亚史乃至世界史思考。进而掀起时代区分论战,有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史论战。4.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转而对新史料进行搜集与解读,研究问题趋于基础性、细微性,学风转变,时代区分论战乃告沉寂。5. 21世纪以来的研究,新史料取得较易,尤其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乃至近代地方官府档案,因而更朝向新资料的整理、研读。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问题,遂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就同时期的中国学界而言,只能说是蹒跚而行。盖近代以来,深受战乱的影响,史料、研究成果纷失,学术研究失去传承,断断续续发展,极为艰苦。在研究日本方面,因仇日气氛高涨,到20世纪七十年代依然低迷。八九十年代开放后,始发现日本对中国史研究极为深入。于是纷纷设立日本学研究中心,鼓励学习日语,翻译日文名著,推动中日文化交流。
以我个人而言,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地区,由于时局影响,学习历史的环境极为艰困,尤其中国大陆新发现的资料,不易取得,公开场合不许说日语,因而不知“东洋史学”为何物,遑论时代区分论战。七十年代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后,才展开新视野的研究。当时东大东洋史学科(含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师资阵容:中国史有西嶋定生、池田温、松丸道雄;中国近代史有佐伯有一、田中正俊;朝鲜史有武田幸男;北亚史有护雅夫;中亚、西亚史有榎一雄;印度史有辛岛昇;东南亚史有永积昭等教授,均是赫赫有名的学者,著作等身,甚为坚强。师资阵容所跨的领域几乎涵盖亚洲,让人惊讶。即使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乃至日本史的学者,其研究的视角均能触及东亚地区。1981年我去韩国首尔大学国史学科研究,也发现他们都能涉及东亚地区,尤其中国史领域。当然对日、韩学者而言,尤其古代史,其史料的掌握必须借重中国史资料甚夥,自然而然研究的视角也就兼及中国史。只是中国的中国史学者,较少关心日、韩历史,因而对东亚,甚至亚洲,或世界史的视野,也就较为薄弱,研究成果乏善可陈。
拙书于1982年发行初版,至1996年修订四版,其距初版虽已逾三十年,但因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若干领域,迄今仍有值得华人学界借镜者,例如古代国家性质、良贱制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东亚世界论(战后为避免与战前军国主义的“大东亚”论相混,而改用“东亚细亚,东アジア”)等。尤其在时代区分的论战当中,日本学界首先提出所谓“唐宋变革”说,引起国际学界重视,近十年来,在华人学界亦有颇多论述。2014年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东京召开的主题为“现阶段中国史的时代划分”,其中令人注目的论文有四:《人类史与东亚细亚史的时期区分》(妹尾达彦)、《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及其现代的意义》(气贺泽保规)、《从思想史看宋代近世论》(小岛毅),以及《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以朱子学、理学为例》(陈支平)。其后,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中国史の时代区分の现在》(2015)。说明日本在战后所提出的研究课题,迄今仍有其延续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凡关心日本以及中国史研究者,拙书或有助一思。
最后,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赵晶博士的推介,中西书局李碧妍博士的协助,使拙书得以用简体版出版。鲁鱼纰谬之误在所不免,敬请方家指正。

高明士
谨识于明月斋
2017年9月27日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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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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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和结构安排,实在是一流的教科书式典范,但它的魅力远超一般的学术综述。它不是平铺直叙地罗列事实,而是像一部精心编排的侦探小说,层层剥开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中那些被掩盖的“动机”与“路径依赖”。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敏感议题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冷静的学术勇气。例如,书中对特定历史论题——比如战前日本学界遗留问题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被“消毒”或“重塑”——的分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剖析。读到那些关键转折点,我仿佛能看到一个个日本学者在时代的巨浪前,如何调整他们的研究船帆,以求得在新的学术海域中航行。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梳理了“谁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阐释了“他们为什么会那样说”,以及“这种说法如何影响了我们今天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结构”。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学习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箱,用以解构我们自己阅读历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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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有一种独特的冷峻美感,它避免了所有煽情的辞藻,专注于信息的传递和逻辑的推演,但其内在蕴含的情感张力却极其强大。它像是一面冰冷的镜子,映照出特定时期日本知识分子面对历史重负时所展现出的专业精神与时代局限性的并存状态。特别是在分析战后初期,日本学者在政治压力和自身学术良知之间的微妙平衡时,作者的笔触显得极其精准和富有同情心,但绝不滥情。它详细描绘了那些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断是如何在研究室、研讨会,乃至更广阔的社会舆论场中被打磨、被接受或被抵制的。对于希望了解现代史学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而存在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展示了知识生产链条上每一个环节是如何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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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在某些章节的专业深度上,对我这样非专业出身的读者构成了不小的挑战,但这种挑战恰恰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作者没有做任何“迎合大众读者”的妥协,而是直接深入到战后日本史学界内部的话语体系构建之中,这使得内容极其扎实,但也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对学术共同体内部权力动态的描绘。书中对于特定学派的形成、核心期刊的影响力、以及不同代际学者之间的继承与反叛的描写,生动得如同观看一场没有硝烟的智力角斗。它清晰地展示了,一个领域的学术图景是如何通过无数次小规模的内部辩论、争夺话语权、以及对既有权威的挑战而逐步演变出来的。这种对“学术生态”的精微观察,远比单纯的史料堆砌要高明得多,它教会了读者,历史研究永远是人与时代共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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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读完这本关于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著作,我的感受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其中最强烈的是一种知识的冲击感和对史学方法论的重新审视。作者在书中对战后日本学界如何重构、甚至可以说是“重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不仅仅是梳理了一批学者的观点和流派的兴衰,更像是揭示了一种特定的时代精神如何渗透进最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尤其是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比如从国民政府到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日本学者视角转变的细腻捕捉,让人不得不佩服其资料搜集之详尽和论证之严密。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思考:当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时,是否也无意中被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所框定?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客观”的历史叙述背后,其实蕴藏着多么复杂的文化、政治和民族情感的暗流涌动。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对这些研究做出褒贬,而是以一种近乎人类学的距离感去观察和记录,这种克制的笔调反而增强了文本的力量,让人在合上书本后,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学术交锋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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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高度推荐此书,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极具价值的“反观视角”。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历史研究的读者,我们往往习惯于从自身语境出发去审视西方或东亚的学术成果,但很少有人能像这本书一样,如此细致入微地解剖“他者”的学术建构过程。作者以一种近乎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细致,追踪了战后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诸多关键概念(比如“封建社会”、“近代化”等)的界定与使用,揭示了这些概念在特定历史阶段如何被工具化或被重新赋予意义。这种外部的、审慎的、甚至带有某种“疏离感”的审视,反而能激发出我们自身在理解中国历史时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意识。读完后,我感觉自己看待历史文献时的“滤镜”被调整了,变得更加警惕于那些看似“自然而然”的分类和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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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后到八十年代前的日本史学界的论战梳理得非常详尽,日本史学家们的学术探研精神也不得不令人感慨。当时的议题也以宏大为特点,为现在的研究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有趣的是,建国后大陆也一度兴起了中国史研究的争鸣,有些地方和日本史学界似乎也能呼应上,遗憾的是当时也不可能形成学术交流。论战最大的意义当然不在结果,而在于此过程对学者的塑造,可惜当代恐怕是不会再有。 这些理论与观点在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生命力,本书对后进学人而言按图索骥的重要价值。 中西书局在学术著作方面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啊!(感谢李碧妍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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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冷饭既视感 太鸡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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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冷饭既视感 太鸡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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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后到八十年代前的日本史学界的论战梳理得非常详尽,日本史学家们的学术探研精神也不得不令人感慨。当时的议题也以宏大为特点,为现在的研究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有趣的是,建国后大陆也一度兴起了中国史研究的争鸣,有些地方和日本史学界似乎也能呼应上,遗憾的是当时也不可能形成学术交流。论战最大的意义当然不在结果,而在于此过程对学者的塑造,可惜当代恐怕是不会再有。 这些理论与观点在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生命力,本书对后进学人而言按图索骥的重要价值。 中西书局在学术著作方面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啊!(感谢李碧妍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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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是打印版本……当年读是因为想要捋清楚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区别,以及西嶋定生这些人的师承、流派等等。当年看得极认真,现在不免有无限感慨之意,时光都过去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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